王家葵《本草文獻十八講》出版

传统本草学研究的三个方面（代前言）

“本草”是古代药物学的专名，尤其用来特指本草书籍，著名者如《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本草纲目》等。本草学作为一个学科大约从1960年代开始，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汉药研究所教授难波恒雄博士提出以herbology为本草学命名；后来台湾中国医药学院中国药学研究所那琦博士认为用pentsaology更加恰当，他所著的《本草学》（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出版社，中国台北，1974年）即以Pents’aology为书名；稍晚大陆亦有黄胜白、陈重明同名著作问世（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东南大学出版社，第二版，2005年）。

传统本草学当然属于药学学科，但与历史学、文献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其研究范围大约包括本草历史、本草文献、本草药物三个方面，简言之即是本草史、本草书、本草药。

1.传统本草的历史学研究

本草史是医学史的一个分支，医学史又是科学史的一部分，而科学史只是广义历史学科中的一个小门类。既然属于历史学，当然可以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去描述本草学术之发展演进过程，推考其影响因素。

1.1本草学之萌芽

追溯历史，搜集食物更早于寻觅药物，《淮南子•修物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先民觅食的真实写照。

药物起源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不妨设想一个场景，“神农”在辨识草木滋味水泉甘苦过程中，遇到一种叶大型根黄色的植物，尝试以后，不仅滋味不佳，而且出现严重腹泻，这种被命名为“大黄”的植物当然就被作为“毒”口耳相传了。直到有一次，部落成员抱怨几天不能大便，神农回想起“大黄”的“毒”，于是建议病人少量的尝试，结果可想而知，各种不舒适爽然若失，于是获得一项经验，大黄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药物治疗学由此诞生。所以晚出的药物著作托名神农，固然出于“尊古贱今”的原因，但特别选中神农也非偶然。

《尚书·说命》说“药弗瞑眩，厥疾不瘳”，病人需要达到昏昏冒冒的状态才谈得上治疗，由此推断当时所用药物多数有毒，《周礼·天官》言“聚毒药以供医事”，所谓“毒药”，与《淮南子》中神农所遭遇的“七十毒”一脉相承。正因为此，《礼记》规定“君有疾臣先尝，父有疾子先尝”这样的尝药制度，其实是出于安全考虑。

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涉及400多个药物，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是乌头类的乌喙、乌头等，所含乌头碱就可能让病人达到“瞑眩”状态。安徽阜阳出土的西汉简《万物》，记载了100多种药物名字和功效，说乌喙令人“走及奔马”，其记述形式与《神农本草经》有很大的差距。从秦汉之际的《五十二病方》到西汉中期《万物》简，可见当时药物治疗尚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用药存在较大的风险性，本草学体系尚未建立，本草学处于萌芽阶段。

1.2东汉早期至清末民初

这一阶段是传统本草学鼎盛时期。药学著作是药物使用经验的积累和总结，综合东汉早期《治百病方》（武威医简）到汉末《伤寒杂病论》可以推断，随着方剂学的发展，《神农本草经》之类的本草著作应运而生。

《神农本草经》分总论（序例）与各论（药物具体内容）两部分，总论以十三条文字概括了药性总论，各论记述365种药物的性味、功效、主治等内容，是秦汉以来临床药学实践的总结。总论各论的写作体例不见于秦汉以前的各类著作，是一种难得的创新，且被后世继承。“序例”不长，但作为药学通论，却是开创性的。不仅古代本草循此体例，现代药物学也以同样的思路进行编撰。所以《神农本草经》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标志着本草学的成熟。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正义》一千八百余年间的本草著作，一直沿用类似体例，只是收载内容有所变化，学术思想则一脉相承。

本草历史背后的思想史问题值得重视，如《神农本草经》将药物按上品、中品、下品分类，“上药一百二十中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强调上药为君，处方中“君药”具有唯一性，以上、中、下三品分别对应天、地、人，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有官方政治的烙印。正因为此，唐代才有可能由政府出面，组织编修出第一部具有国家药典性质的《新修本草》。

北宋时期医学的政治象征意义更强，政府不仅开设校正医书局，校勘医经、修订本草，徽宗皇帝还亲自撰写《圣济经》，对医药学问题发表意见。宋儒理学渗透到医学领域，在本草而言即是所谓的“法象药理”，“儒医”们将药物的外在（物化）特征与他们自以为得计的“宇宙规律”互相印证，以此解释药物的作用，并以此解释来指导药物的具体应用。

从药物学体系的知识构成来看，除早期治疗经验积累外，神仙方士虽然主要从事修仙长生事业，同时也参与医学活动，他们关于矿物、植物、动物的认识渗入进来，成为本草学术的另一项来源。《神农本草经》所载365味药物中，接近半数提到久服可以令人“轻身不老”，这是汉代崇尚服食的真实写照，可见《古诗十九首》言“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为无因。本草说“丹砂能化为汞”，又说“水银镕化还复为丹”，则是炼丹术的影子。由此我们理解，葛洪、陶弘景以道教大宗师身份从事医药活动，其实是他们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真实的孙思邈或许就是一位医药家，青史留名以后，则被贴上“药王”的标签。

中外交流也是学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早期外来药物引入中原，如葡萄、苜蓿、红蓝花之类多归在张骞名下；沉香、木香、鸡舌香等香药贸易恐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相对于具体药物研究，对药学思想的传入与输出关注度远远不够，比如泛药论、长生药、万灵药、强壮剂的文化起源，皆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明代以来西方近代科学观念与本土格物思维发生碰撞，其在本草领域之影响，更是需要认真检视的话题。

参与历史事件的人物，当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传统史学对科技人物重视不够，传记资料简略，如苏敬、唐慎微、寇宗奭等，史书皆付阙如，留下的零星材料，很难还原他们的生平。此外，散见于墓志、绘画、诗词、戏剧、笔记，乃至法律文书中信息，也能揭示古代药学从业人员的工作细节，补充正史之不足。

1.3现代中药学

1920年代初陈克恢博士报告麻黄碱药理活性，这是中药现代研究的发端，其影响甚远，不能小视；稍晚中西医论争提出“废医存药”的口号，所谓“国药有效可存”，即依据于此。后来国医学校成立，基本采用中西合璧的教育体系，传统本草变身为中药学，1960年全国统编教材《中药学》出版，广义的本草历史揭开新篇章。

中药学作为一级学科，分化出许多分支学科，如中药资源学、中药栽培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药理学、中药炮制学、中药制剂学、中药化学、临床中药学等，传统本草学则逐渐退隐幕后。

2.传统本草的文献学研究

本草文献研究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特指对本草书的研究。版本流变、辑复校勘，皆文献学研究题中之应有，精专之论已多（龙伯坚《现存本草书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冈西为人《本草概说》创元社，1977年；尚志钧、林乾良、郑金生《历代本草文献精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兹简要介绍。

2.1本草书的分类

从本草学发展沿革来看，本草书可概分为主流本草、本草旁系、子孙本草三类，此外还有少数借用本草书名或题材的非本草著作。

（1）主流本草

魏晋时期，《神农本草经》已经衍生出若干形态各异的传本，如陶弘景描述，“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三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疗，互有多少”。 不仅如此，“本草之书，历代久远，既靡师授，又无注训，传写之人，遗误相系，字义残阙，莫之是正”。针对以上情况，陶弘景乃“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附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铭世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撰成《本草经集注》七卷。由此确立《神农本草经》在本草学术上“开山鼻祖”的地位，后世主流本草皆循此轨迹发展。

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不仅是本草学术的里程碑，在文献学上也具有“标本”意义。所谓“集注”，集诸家注解于一书的意思。颜师古《汉书序例》说：“《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四十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这大约是“集注”体例的滥觞，但《汉书集注》早已失传，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便是此类著作存世年代最早者。《本草经集注》由三部分构成：《神农本草经》原文用朱书大字，魏晋以来名医们增补的内容为墨书大字，陶弘景自己的意见被称为“子注”，为墨书小字。其中墨书大字部分被称为“别录”，《新唐书·于志宁传》解释说：“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言其花叶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弘景合而录之。”1935年吐鲁番出土朱墨分书的《本草经集注》残片，其中燕屎、天鼠屎两条相对完整，可以作为“集注”体例的实物样本，意义重大。

唐高宗显庆二年（656）右监门府长史苏敬上表请求修订本草，朝廷成立一套阵容强大的队伍，专门负责纂修事宜，两年以后完成《新修本草》，颁布天下。《新修本草》其实是《本草经集注》的修订本，尽管苏敬对陶弘景多有批评意见，但陶弘景原书仍几乎完整地包含在《新修本草》之中。这是官方首次介入本草领域，其示范作用影响后世。后蜀广政年间韩保昇奉敕重修，编成《重广英公本草》；北宋开宝年间两度修订，先后撰成《开宝新详定本草》和《开宝重定本草》，并首次以雕版印刷的方式传播；嘉祐年间仿效初唐故事，再次在全国范围征集药图、标本，修订本草，本草正文由掌禹锡负责，编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图经部分由苏颂统筹，编为《本草图经》；南宋绍兴年间由医官王绍先主编《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宋以后官修本草跌入低谷，元代或许编有一部《大元本草》，原书失传，内容不详；明弘治年间太医院院判刘文泰主持编修《本草品汇精要》，因故未得刊行，官修本草至此落下帷幕。

《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及其以前的本草皆已亡佚，但其主体内容通过《证类本草》保存下来。这是一部私家撰著，由活动在北宋后期的蜀中医生唐慎微完成。唐慎微将《嘉祐本草》与《本草图经》合编在一起，又在具体药物条目下增补本草方书以及经史文献中的相关内容。《证类本草》无愧本草文献之渊薮，因为将本草学术与主流文化联系在一起，还成为非医药人士获取本草乃至博物学知识的主要来源。比如陆游《闲咏园中草木》说：“绿侵小径蟆衣草，青络疏篱鬼带藤。未暇开编寻本草，且将名品问山僧。”其所翻检披阅者，大约就是《证类本草》。直到明代《本草纲目》问世，才取代《证类本草》成为文人必备的“百科全书”。

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是本草学术集大成之作，改变从《本草经集注》以来“滚雪球”的撰写模式，条列纲目，释名、集解、正误、发明诸项，前人意见尽量保留，个人见解也和盘托出，王世贞序称此书“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仅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确非过誉。

此外，宋代寇宗奭撰《本草衍义》，以随笔形式发表自己对《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批评意见，本来属于本草旁系中的笔记杂说一类，但因学术价值极高，通常又附刻在《政和证类本草》中，所以也成为主流。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乃是训蒙之作，采用骈文体便于初学记诵，属于本草旁系中普及类，因其成书在《本草纲目》之前，影响巨大，通常也作为主流。

（2）本草旁系

主流本草都是综合性大型本草，内容涵盖药学学科的各个方面，旁系则是主流之补充，以专题本草为主。

资源类本草。早期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南方草木状》专记岭南物种，也概述形态、生境、功用。五代时期《海药本草》收载外来药物，反映中外交流；宋代《履巉岩本草》是现存最早的彩绘植物图谱，描绘杭州慈云岭一带的物种，可以视为一部小型“临安植物志”；明代《滇南本草》记录云南地方物种；《救荒本草》虽借用本草之名，实际是一部“荒年可食植物手册”，也因此详细描述植株，并有写生图绘，便于按图搜寻。《植物名实图考》是古代植物学集大成之作，作者吴其濬走出书斋，实地调研考察，澄清名实，纠正前人偏谬，为稍后现代植物分类学引入，打下良好的基础。

药材类本草。商品经济发展，药材贸易量加大，真伪优劣无可回避，明代李中立撰《本草原始》，突出药材来源和性状鉴别特征，是第一部药材学著作。清末民国，曹炳章在郑肖岩《伪药条辨》基础上完成《增订伪药条辨》，辨伪鉴真；民国陈仁山通过访求采药贩药之人，并与同业会商咨询，所撰《药物出产辨》，为反映民国时期道地药材的专书。

炮炙类本草。炮炙涉及药材的处置加工，目的不外增效减毒。《雷公炮炙论》成书最早，受炼丹术影响的痕迹历历可考。南宋许洪增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乃是官药局的炮炙规范。明代缪希雍《炮制大法》，删繁就简，趋于实用。

药性类本草。《神农本草经》开始为药物标定四气五味，按照“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的原则选择药物，君臣佐使、七情配伍，组成方剂。这类本草甚多，观点各异，侧重点亦不相同。北齐徐之才《药对》、唐代甄权《药性论》、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明代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贾所学《药品化义》、清代严洁等三人合著之《得配本草》、黄宫绣《本草求真》、凌奂《本草害利》、唐宗海《本草问答》、民国张山雷《本草正义》，皆有特色。

食疗类本草。所谓“药食同源”并不准确，古人最初注意的是饮食禁忌，渐渐则有以食物疗疾的说法。孙思邈《千金要方》有食治专篇，是现存最早的食疗文献；弟子孟诜撰《食疗本草》，对孙思邈的思想有所发挥；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虽是烹饪专书，也涉及食物养生宜忌；明代有题名《食物本草》的著作数种，伪托名人，意义不大。

本草手册类。药学手册有两用，一是作为医学生的教材或者新入行医生的“掌中宝”，一是作为非医药人士了解药性，以便“审查”处方的工具书。前一类用途，主要如《本草歌括》《珍珠囊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一些草药书如《天宝本草》《草木便方》也是歌诀体，朗朗上口，便于学习记诵。后一类则以《本草备要》《本草从新》为代表。

（3）子孙本草

前代本草之拾遗补缺为一类，唐代陈藏器开其先例，撰《本草拾遗》十卷，专门针对《新修本草》，拾遗解纷，李时珍称赞说：“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清代赵学敏作《本草纲目拾遗》，乃“专为拾李氏之遗而作，凡《纲目》已登者，或治疗有未备，根实有未详，仍为补之”。

诠解经典另是一类，经学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哲学，笼罩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本草学术也深受影响。明清医药家兴起一种回归原典的风气，涌现出一大批模仿经书注疏体例的经典注释本。《神农本草经》为历代本草家奉为圭臬，明清以降，诠释注疏本有数十种之多，影响较大者如滕弘《神农本草经会通》、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张璐《本经逢原》、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陈修园《本草经读》、邹澍《本经疏证》等。《神农本草经》外，又有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用药的本草，当以黄元御《长沙药解》为代表。

节略化裁又是一类。《本草纲目》属于鸿篇巨制，对普通人而言，购藏、学习、检索皆不方便，各种简本应运而生。如刘若金《本草述》，分类编排悉仿《本草纲目》，主体内容也剪裁于此，只是稍稍增补金元医家及晚明学者的论述。书成以后，因文辞冗沓，又有杨时泰节要为《本草述勾元》，以广流传。张睿作《修事指南》，乃撮抄《本草纲目》“修治”项下的内容而成，发明极少；1928年世界书局石印，改题为《制药指南》，1931年上海万有书局铅印，为招徕读者，改名为《国医制药学》，标榜为药剂学的先声。

（4）游戏类本草

本草著作文章体裁较为特殊，于是有一些仿本草体例的文章，也以“本草”为书（篇）名，如唐代张说有一篇《钱本草》，侯味虚有《百官本草》，贾忠言《御史本草》；宋代慧日文雅禅师撰《禅本草》，他的同门湛堂准禅师还著《炮炙论》助兴；明人董说有《梦本草》，袁中道有《禅门本草补》；清人张潮有《书本草》。这些虽然都是游戏之作，因为涉及本草，部分也收入《中国本草全书》中。

2.2本草整理与辑佚

现存本草著作千种以上，亡佚者难于统计，本草文献研究包括整理与辑佚两个方面。

（1）辑佚校勘

《证类本草》以前的本草书，除《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尚有少数残卷，其余几乎全部亡佚，所幸从《神农本草经》到《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主体内容尚保存于《证类本草》中，可望通过辑佚工作部分恢复原貌。

南宋王炎（1137-1218）辑有《本草正经》三卷，这是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书今不传，自撰序言见于《双溪类稿》。明清以来，《神农本草经》尤受重视，辑复本有十余种之多。重要的辑本有：明万历丙辰（1616）卢复《医经种子》本；清康熙六年（1687）过孟起辑本（残本）；嘉庆四年（1799）孙星衍、孙冯翼合辑本；道光二十四年（1844）顾观光本；同治四年（1865）黄奭本；光绪十一年（1885）王闿运本；光绪十八年（1892）姜国伊本；民国31年（1942）刘复辑本等。此外，日本学者如丹波元简（1778）、狩谷望之志（1824）、森立之（1854）亦有辑复本。以上中外诸家辑本中，尤以孙星衍、森立之两本成就最高，其中森立之除辑复《本草经》外，在其晚年还撰成《神农本草经考注》4卷。洋洋数十万言，蔚为大观。

晚近又有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点》（皖南医学院科研处排印本，1981年）、曹元宇《本草经辑注》（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王筠默《神农本草经校正》（吉林科技出版社，1988年）、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尚志钧《神农本草经辑校》（华夏出版社，2014年）等，诸书辑复思路不同，互有详略，具体评论可参王家葵、张瑞贤著《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科技出版社，2001年）。

《本草经集注》今有敦煌出土开元六年（718）卷一序录写本残卷，另有吐鲁番出土朱墨分书燕屎、天鼠屎等条写本残片，其他部分则需要根据《证类本草》等补完。尚志钧有辑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

《新修本草》今有敦煌出土序录残片，朱墨分书卷十残卷，日本藏卷四、卷五、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影写本10卷，其他部分仍需要根据《证类本草》等补完。冈西为人有《重辑新修本草》，尚志钧辑复本（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年），后出转精。

主流本草辑复本还有《重广英公本草》即《蜀本草》（尚志钧辑，安徽科技出版社，2005年）、《开宝本草》（尚志钧辑，安徽科技出版社，1998年）、《嘉祐本草》（尚志钧辑，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以及《本草图经》（尚志钧辑，安徽科技出版社，1994年）、《图经本草》（胡乃长辑，福建科技出版社，1988年）两个版本。属于本草旁系的辑本则有《名医别录》（尚志钧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吴普本草》（尚志钧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雷公炮炙论》（王兴法辑，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年；尚志钧辑，安徽科技出版社，1991年）、《食疗本草》（尚志钧辑，安徽科技出版社，2003年）、《海药本草》（尚志钧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日华子诸家本草》（常敏毅辑，宁波市卫生局，1985年；尚志钧辑，安徽科技出版社，2005年）。这些辑本除极少数如《吴普本草》《海药本草》外，其他大都是从《证类本草》中撮抄相关段落编次而成，意义相对较小。

（2）整理出版

晚近资料获取相对容易，许多本草著作之珍稀秘本影印流传，为研究工作增添便利。中国文化研究会于1996年至2002年编辑出版《中国本草全书》（华夏出版社，1999年），由郑金生主持其事，全书410卷，影印收录民国以前本草专著800余部，相关本草文献10000余种。

其他重要影印本如《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晦明轩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本草纲目（金陵本）》（上海科技出版社，1993年）、《本草品汇精要》（九州出版社，2002年）、《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中国书店，2012年）、《食物本草》（中医古籍出版社，2014年）、《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刘甲本）》（中国书店，2015年）。

本草文献之整理研究，涉及面甚广，《本草纲目》研究可称典范。刘衡如积数十年心力完成《本草纲目》校勘整理（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1981年），代表当时中医文献整理的最高水平；其后又以金陵本为底本，与刘山永联合署名出版新校注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张志斌、郑金生新出版《本草纲目影校对照》（科学出版社，2018年），金陵本原书影印与点校双页对照，采用传统繁式标点，彻底解决以前校点本篡改原文，以及书名、人名、地名含混不清等问题，可视为本书最完善的整理定本。

围绕《本草纲目》各方面研究甚多，人物研究如唐明邦《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内容纠谬如梅全喜主编《本草纲目补正》（中医古籍出版社，1993年），药物研究如王嘉荫《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谢宗万《本草纲目药物彩色图鉴》（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年）、杨岚《本草纲目禽部鸟类今释》（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本图例研究如王家葵、蒋淼、胡颖翀《本草纲目图考》（科学出版社，2018年）等。

其他本草书如郑金生《南宋珍稀本草三种》（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曹晖《本草品汇精要（校注研究本）》（华夏出版社，2003年）、王家葵、张瑞贤、李敏《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年）、倪金根《救荒本草校注》（农业出版社，2008年）、阎玉凝《救荒本草图谱》（北京科技出版社，2016年）等，皆属本草校勘整理水平较高的作品。还有一些重要本草，如《本草图经》《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植物名实图考》等，虽有点校、辑复、整理本，有些还重复出版，但工作深度远远不够，期待能有高质量的作品问世。

3.传统本草的药物学研究

中药学之药理、化学、制剂完全是现代学科，生药学、炮制学、临床中药学尚有一部分内容与传统本草学研究范围存在交叉，相关知识的挖掘、考订和整理，对于中医药临床和科研具有指导意义。

本草之药物学研究包括药物品种来源、资源与道地性、药性理论、传统功效与临床应用、药材鉴定、经典炮制等，其中最大宗者是药物品种基源考订，即通常所称“本草考证”。限于篇幅，此处仅介绍与本草考证的有关问题。

3.1物种的名实对应

名实问题其实一直存在，儒家格物直接面临名实对应的问题，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凡例中说：“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西学传入以后，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现实。早期博物学家需要为每一具体的动植矿物之拉丁文名称匹配对应的中文译名，如果他们直接采用音译也就万事大吉，但将相沿几千年的动植矿名称弃置不顾，终究也不是事情；所以他们借鉴日本“兰学家”的经验，对古籍中的名物进行了初步的拉丁文转化。中文名与拉丁学名之对应，当然不是随意为之，就植物学家而言，主要参考的是《救荒本草》《本草纲目》和《植物名实图考》等几部本草中的图例和文字描述，这中间的细微偏差，有时候也会弄出大纰漏，植物青蒿与青蒿素的争论就是显例。

青蒿素（artemisinine）是从菊科蒿属植物黄花蒿Artemisia annua中提取，我们通常说的青蒿Artemisia apiacea中却完全不含有青蒿素。近代发现蒿属植物中唯有黄花蒿含有可抗疟的青蒿素，所以《中国药典》从1985年版开始，规定黄花蒿Artemisia annua是药用青蒿的唯一来源。这是很纠结的一段表述，因历史原因造成，但也确实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回顾青蒿的历史，“蒿”在古代是一大类草本植物的泛称，《诗经·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注家引《晏子》云：“蒿，草之高者也。”区别言之则有白蒿（《诗经》称“蘩”)、蒌蒿（《诗经》名“蒌”）、牛尾蒿（《诗经》名“萧”）、牡蒿（《诗经》称“蔚”，入药则有艾蒿、茵陈蒿、马先蒿等，这些大都是菊科蒿属植物，青蒿亦其中之一。

《神农本草经》草蒿一名青蒿，而青蒿之名最早则见于《五十二病方》，该书牝痔方用到青蒿，并说：“青蒿者，荆名曰囗。”其缺字上半残损，《病方》整理者认为是“萩”，不仅同时出土的《养生方》专门用到“萩”，检《尔雅·释草》“萧，萩”，郭注“即蒿”，邢疏谓“萧、萩，古亦叠韵”。按，《诗经》多处提到“萧”，如言“采彼萧兮”、“蓼彼萧斯”等，据陆玑疏云：“今人所谓萩蒿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叶茎粗，科生，多者数十茎，可作烛，有香气，故祭祀以脂爇之为香。”如其说则《五十二病方》中的这种名“萩”的青蒿很可能是今之牛尾蒿Artemisia subdigitata一类。另一种说法认为《五十二病方》中的缺字为“菣”，《说文》“菣，香蒿也”，据《尔雅》“蒿，菣”，郭注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为菣。”邢疏引孙炎云：“荆楚之间谓蒿为菣。”陆玑诗疏也说：“蒿，青蒿也。荆豫之间，汝南、汝阴皆云菣。”尽管如此，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证明这一名“菣”的“青蒿”便是今用品种。

事实上，从《神农本草经》直至宋代本草中的青蒿品种都不很固定，且各种证据间颇有牴牾之处，未必能轻易与Artemisia annua或者Artemisia apiacea相对应。我们只能笼统地说，此阶段文献指称的“青蒿”，主要是菊科蒿属的某些植物种，大约包括Artemisia apiacea和Artemisia annua在内。

宋代开始青蒿被分为两类，沈括在《梦溪笔谈》卷26中说：“蒿之类至多。如青蒿一类，自有两种，有黄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谓之青蒿，亦恐有别也。陕西绥银之间有青蒿，在蒿丛之间，时有一两株，迥然青色，土人谓之香蒿，茎叶与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绿，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桧之色，至深秋，余蒿并黄，此蒿独青，气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为胜。”

寇宗奭基本认同此说，《本草衍义》云：“草蒿，今青蒿也。在处有之，得春最早，人剔以为蔬，根赤叶香，今人谓之青蒿，亦有所别也。但一类之中，又取其青色者。陕西绥银之间有青蒿，在蒿丛之间，时有一两窠，迥然青色，土人谓之为香蒿。茎叶与常蒿一同，但常蒿色淡青，此蒿色深青，犹青，故气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深青者为胜，不然，诸蒿何尝不青。”

沈括、寇宗奭皆以苗色深青为青蒿，这究竟是蒿属植物的哪一种，实难确指，或许就是后来引起争议的Artemisia apiacea。两书都提到“香蒿”，似乎是专门针对《重广英公本草·图经》说青蒿“其臭似犭+卂”立言，就气嗅来说，看来二氏都不以Artemisia annua为青蒿。更值得注意的是，《梦溪笔谈》将青蒿分为色黄与色青两类，恰为《本草纲目》在青蒿条外新增黄花蒿条埋下了伏笔。

《本草纲目》首次在青蒿条外分出黄花蒿一条，青蒿与黄花蒿在植物学上的关系是近代争论的焦点，为了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不妨将《本草纲目》青蒿、黄花蒿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青蒿条下几乎包含了前代本草草蒿的一切内容，释名项取草蒿、方溃、菣、犭+卂蒿、香蒿五名，并加按语云：“晏子云：蒿，草之髙者也。按《尔雅》诸蒿，独菣得单称为蒿，岂以诸蒿叶背皆白，而此蒿独青，异于诸蒿故耶。”集解项依次转录《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重广英公本草》《本草图经》诸书注说，而主要采纳寇宗奭香蒿、臭蒿的意见，以香蒿为青蒿，臭蒿为黄花蒿。李时珍云：“青蒿二月生苗，茎粗如指而肥软，茎叶色并深青，其叶微似茵陈，而面背俱青，其根白硬，七八月间开细黄花，颇香，结实大如麻子，中有细子。”主治项综合《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日华子本草》的论述，而新增“治疟疾寒热”功效。附方项录旧方四，新增十三，其“疟疾寒热”三方、“温疟痰甚”一方皆属时珍新添。

黄花蒿条除引用《日华子本草》“臭蒿一名草蒿”，并转录该书臭蒿子的功效外，其余内容皆《本草纲目》新增，李时珍说：“香蒿臭蒿通可名草蒿，此蒿与青蒿相似，但此蒿色绿带淡黄，气辛臭不可食，人家采以罨醤黄酒曲者是也。”

李时珍的分条其实是本于沈括的看法，将一种色深青、气芳香、可食用的植物作为青蒿正品，故在青蒿条下保留前代本草的所有记载，这样做，按照传统本草编撰通例没有任何不妥，甚至李将截疟功效增补到此食用青蒿条下，也不能算为严重错误——尽管此功效已为现代药理证明为食用青蒿所不具有——毕竟类似的增补在各种本草中不胜枚举。其实，正是由于李时珍青蒿条比较清晰的植物描述，并结合《本草纲目》不太准确的青蒿药图，以及吴其濬对《本草纲目》青蒿论述的认可，再参考《植物名实图考》相对标准的绘图，近现代植物学家才得以将古代青蒿考订为Artemisia apiacea。

同样的，《本草纲目》之所以分出黄花蒿条，乃是由于李时珍不认可混杂在青蒿品种中的这种“气辛臭不可食”植物为青蒿。相对于青蒿药图，《本草纲目》黄花蒿的图例更加草率，也同样由于吴其濬的认可，以及《植物名实图考》准确的绘图，日本早期植物学家将黄花蒿考订为Artemisia annua，对这一结论，老一辈谙熟本草沿革的生药学家赵燏黄、谢宗万、陈重明诸先生都没有异议，毕竟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发现Artemisia annua含有抗疟的青蒿素，就不顾事实地说古代文献中所涉及的一切“青蒿”都是Artemisia annua，或者说药用青蒿自古以来都是Artemisia annua。其实如赵燏黄先生1930年代在《祁州药志》中引录日本石户谷氏的报告，称北平青蒿为茵陈蒿Artemisia capillaris，而天津的青蒿为Artemisia annua；赵先生的看法则是北方药肆用的主要是Artemisia annua，而南方用Artemisia apiacea。1949年以后青蒿品种的混乱依然存在，据谢宗万先生调查，除上述三种外，各地区作青蒿用的植物尚有多种，而《中国药典》直到1985年版才规定Artemisia annua为药用青蒿的唯一来源，此前则可兼用Artemisia apiacea入药。由此可以肯定地说，在1985年以前，药用青蒿是多基源品种，Artemisia annua只是来源之一。

3.2药物基源考订

较之于博物学家，生药学家更加关心药物古今名实对应。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本草著作所称呼的同一药名，指代的未必是同一物种，如果品种偏差较大，完全不能理解不同时代的古代医药学家，如何“继承”这些同名异物之品的功效和临床应用，如何把握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药物基源考订问题，赵燏黄（《祁州药志》第一集，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年）、谢宗万（《中药品种论述》上册、中册，第二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1992年；《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等，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结合，皆有开创性贡献。

此类研究案例甚多，推定物种有如侦探，将各种信息汇总而得出结论，简举数例。

本草中朴消与消石混淆不清，根据陶弘景说消石“色理与朴消大同小异，朏朏如握盐雪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消，云是真消石也”，这是“火试”之法，紫青烟乃是钾盐燃烧的焰色反应，又言“不停沸”，当是描述硝酸盐灼烧时的爆裂声，于是确定消石就是硝酸钾矿石。至于朴消，《名医别录》说其“推陈致新”，这与大黄条《神农本草经》言“荡涤肠胃，推陈致新”一样，都是描述泻下作用，故确定朴消为具有容积性泻下作用的硫酸钠或硫酸镁。

薄荷是常见物种，《新修本草》将其列入菜部，在当时属于家蔬，或已有栽种者，至《本草图经》则明确说“故人家多莳之”，并绘有南京薄荷与岳州薄荷的图例。一般而言，栽培品发生物种变化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说从古至今所称薄荷都是唇形科植物薄荷Mentha haplocalyx，应该没有大问题，但检核文献，却并不简单。

《本草衍义》提到薄荷“猫食之即醉”，这是对猫的致幻作用，英语中也有这样的说法，称作猫酒（catnip）。薄荷醉猫并非孤证，宋代记载甚多，欧阳修《归田录》说：“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类，皆世俗常知。”陆佃《埤雅》云：“薄荷，猫之酒也。”陆游《题画薄荷扇》诗也说：“薄荷花开蝶翅翻，风枝露叶弄秋妍。自怜不及狸奴点，烂醉篱边不用钱。”现代研究确定产生醉猫效应的活性物质为荆芥内酯（nepetalactone），主要在唇形科拟荆芥属的多种植物如拟荆芥Nepeta cataria中含有，此亦最常见的能够醉猫的“猫草”品种之一。而薄荷属植物如薄荷Mentha haplocalyx之类并不含有荆芥内酯，也没有醉猫效应。如此一来，古代的薄荷品种很可能包括拟荆芥Nepeta cataria在内。

续断载于《神农本草经》，功能“续筋骨”，用于金疮、痈伤、折跌。这类因功效得名药物，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不同地域品种有别。续断别名“接骨”，直接描述功效；又名“属折”，《说文》“属，连也”，《广雅》“属，续也”，也是“续断”的意思。

据陶弘景注释：“按《桐君药录》云：续断生蔓延，叶细，茎如荏大，根本黄白有汁，七月、八月采根。今皆用茎叶，节节断，皮黄皱，状如鸡脚者，又呼为桑上寄生。恐皆非真。时人又有接骨树，高丈余许，叶似蒴藋。皮主疗金疮，有此接骨名，疑或是。而广州又有一藤名续断，一名诺藤，断其茎，器承其汁饮之，疗虚损绝伤；用沐头，又长发。折枝插地即生，恐此又相类。李云是虎蓟，与此大乖，而虎蓟亦自疗血尔。”《桐君采药录》所描述的续断，或许是唇形科植物；广州所产藤本的续断，则为买麻藤科买麻藤Gnetum parvifolium；至于李当之所说的虎蓟，颇似菊科大蓟Cirsium japonicum之类，《外台秘要》治淋“取生续断绞取汁服之，马蓟根是”，应该同是一物，后来《本草图经》所绘越州续断，也是此种。

明代开始，续断药用品种渐渐统一，四川成为道地产区，如《本草蒙筌》说“陕蜀最盛”，《本草纲目》说“今人所用从川中来”，结合《滇南本草》描述说：“续断，一名鼓槌草，又名和尚头。”又云：“鼓槌草，独苗对叶，苗上开花似槌。”一般认为，别名“鼓槌草”“和尚头”，是对其球形头状花序的形容，故定其为川续断科的川续断Dipsacus asper，这才是今天药用之主流。如此一来，古代本草记载续断的功效，是否都能被今天的川续断Dipsacus asper所继承；前代所积累的续断使用经验，能否符合川续断Dipsacus asper的客观实际，都需要提供完整的实验数据，而不能用“此药有数千年药用历史”蒙混过去。

3.3药物的史学研究

药物在不同时期的品种变化，其实就是这个药物的历史，如果能够阐明品种变化背后的各种因素，研究内容还可以更加丰满。

比如今天药用郁金来源于四个植物种，即温郁金Curcuma wenyujin、姜黄Curcuma longa、广西莪术Curcuma kwangsiensis、蓬莪术Curcuma phaeocaulis，而清代以前作为郁金使用的只有四川和两广出产的Curcuma longa和Curcuma kwangsiensis，至于Curcuma wenyujin与Curcuma phaeocaulis尚未作为郁金入药，何以如此呢？据叶梦珠《阅世编》卷7说：“郁金之贵，于经传见之，诗歌咏之，然未有如顺治、康熙初年之价者。则川、广之乱甫平，百货未通，郁金一两值银二百余金，亦并无处可觅。”再结合《增订伪药条辨》云：“（郁金）本非贵重之品，清初吴乱未靖时，蜀道不通，货少居奇，致价数倍，甚则以姜黄辈伪之者。”于是知道，清初因为三藩之役，西南药材出产的正品郁金到不了中原，于是原来作药物姜黄、莪术使用的温郁金、蓬莪术冒充了郁金，久而久之，竟然也由假冒伪劣混成了正品。

还有一些人文色彩浓厚的药物，比如灵芝、人参、丹砂、茯苓、大黄等，除足够多的本草资料外，还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学、宗教学、文学资料可供分析研究，足以形成如“人参文化史”、“灵芝文化史”，这样的学术专题，目前除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之外，尚未见佳作。

4.关于本书

本草研究包括历史、文献、药物三个方面，本书以东汉《神农本草经》至清代《植物名实图考》共十八部本草著作为线索，全面介绍本草文化，至于历史细节与具体药物问题，已经隐含在文献之中，故以“本草文化十八讲”为标题，读者幸不以为夸大其词也。

【目录】

1、本草鼻祖：《神农本草经》

“本草”是药物书的专名，《神农本草经》为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载药365种，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养命以应天，用于“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养性以应人，功在“遏病补虚羸”；下品药治病以应地，能够“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早期，有深刻的汉文化烙印，既看得到儒家文化的影子，也有神仙方士活动的痕迹。

2、医道之间：《本草经集注》

魏晋时期，《神农本草经》已经衍生出若干形态各异的传本，陶弘景乃“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草经》之365种药物为主，加上魏晋名医添附之品365，合计药物730种，“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铭世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撰成《本草经集注》七卷，由此确立《神农本草经》在本草学术上“开山鼻祖”的地位，后世主流本草皆循此轨迹发展。

3、药典滥觞：《新修本草》

唐高宗显庆二年（656），右监门府长史苏敬上表请求修订本草，朝廷成立一套阵容强大的队伍，专门负责纂修事宜，两年以后完成《新修本草》，颁布天下。《新修本草》其实是《本草经集注》的修订本，尽管苏敬对陶弘景多有批评意见，但陶弘景原书仍几乎完整地包含在《新修本草》之中。这是官方首次介入本草领域，其示范作用影响后世。

4、食物治病《食疗本草》

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故所谓“药食同源”的说法并不准确。古人最初注意的是饮食禁忌，渐渐则有了食养和食治的想法。孙思邈《千金要方》有食治专篇，是现存最早的食疗文献；弟子孟诜撰《食疗本草》三卷，“皆说食药治病之效”，对孙思邈的思想有所发挥。

5、炼丹制药：《雷公炮炙论》

西方炼金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而化学则是药物学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炼丹术绕开了化学，直接以“炮炙”的方式参与药学实践。“炮炙”今多写作“炮制”，指中药生药在进入制剂、调剂环节以前的处理过程，大致包括药材的拣选净制和饮片的深度加工。《雷公炮炙论》是中药炮制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深受炼丹术影响的本草文献。

6、域外方药：《海药本草》

唐代丝绸之路发达，陆海两路畅通，伴随文化交流，经济贸易也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随着域外药物的大量涌入，有鉴于“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专门记录外来药物的著作应运而生。五代前蜀词人李珣祖辈是波斯人，其家“以鬻香药为业”，所著《海药本草》，汇录前代文献，兼记闻见。

7、图形验真：《本草图经》

北宋朝廷特别重视医事，嘉祐年间修订本草，同时仿效初唐故事，进行全国药物普查，下令诸路州县仔细辨认堪入药用之品，“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实，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乃至番夷所产药，也尽量调查了解清楚。由苏颂全权负责，编成《本草图经》，“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这些药图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本草版画，对研究药物名实有重要意义。

8、文献渊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证类本草》是一部私家撰著，由活动在北宋后期的蜀中医生唐慎微完成。唐慎微将《嘉祐本草》与《本草图经》合编在一起，又在具体药物条目下增补本草方书以及经史文献中的相关内容。《证类本草》无愧本草文献之渊薮，因为将本草学术与主流文化联系在一起，不仅为医家必备，还成为非医药人士获取本草乃至博物学知识的主要来源。

9、衍摭经义：《本草衍义》

《本草衍义》是“衍义”体的早期著作，针对《嘉祐本草》与《本草图经》的阙失遗憾处， “衍摭余义，期于必当，非足以发明圣贤之意，冀有补于阙疑”。此书与《梦溪笔谈·药议》性质相类，皆能有的放矢，故《宝庆本草折衷》称赞说：“阐幽索隐，切中事情，尤有助于医学矣。”

10、法象药理：《汤液本草》

古人因为知识体系的局限性，更喜欢建立框架性的宇宙模式，并以此模式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战国以来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渗透到药学领域，便是四气五味，但四气五味的解释相对简单，于是又有“五运六气”，共同成为诠释药效的基本工具。元代医家王好古被称为“医之儒者”，所撰《汤液本草》乃是“法象药理”的代表著作。

11、救荒活民：《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是明成祖朱棣同母弟朱橚的著作，作者虽贵为藩王，心存善念，有感于黎民受困于水旱饥馑，努力寻求荒年可以代粮的植物，共获得四百余种，种植在园囿中，亲自观察尝试，记录食用部位，命画工对物写生，编成此书。《救荒本草》虽以“本草”为名，其实是一本荒年可食植物手册，清人吴嵩梁诗“本草图成为救荒，幽芳千种谁重绘”，所咏即此。

12、边地草药：《滇南本草》

地方性本草主要记录某一区域范围内出产的药物，与方志“物产”部分仅载药名，风物志兼记人文不同，地方本草本质上仍是为临床药物治疗服务的著作。《滇南本草》作于明代，作者兰茂自幼“酷好本草，考其性味，辨地理之情形，察脉络之往来”，因此“审辨数品仙草，合滇中蔬菜草木，种种性情，著《滇南本草》三卷，特救民病，以传后世，为永远济世之策”。

13、禁苑秘册：《本草品汇精要》

明代中期以后，政治斗争异常复杂，本草本来是学术之末流，竟然也裹夹其中。由太医院院判刘文泰主编的《本草品汇精要》是明代唯一一部官修本草，从动议编纂开始，便在政治漩涡中打转，几经沉浮，一直没有获得正式出版机会。历经坎坷，这部42卷的彩绘图书终于在撰成五百年后公开面世，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14、纲举目张：《本草纲目》

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是本草学术集大成之作，改变从《本草经集注》以来“滚雪球”的撰写模式，条列纲目，释名、集解、正误、发明诸项，前人意见尽量保留，个人见解也和盘托出，王世贞序称此书“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仅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确非过誉。

15、普及读本：《本草备要》

病人到医院瞧病拿药，回到家里总是忍不住动用“谷哥”、“度娘”检索一番，有时候还用网搜所得的零星知识与主治医生商榷讨论，闹出些不愉快来。不信任医生的心思古今一理，传说御医给慈禧太后处方，太后也喜欢对照本草查验药性，弄得医生们小心翼翼，生怕触了霉头，多数时候都开一些“太平药”应付。太后翻检的当然不是《证类本草》《本草纲目》之类的大部头，或者《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小册子，多半是如《本草备要》《本草从新》这样的普及读物。

16、摭拾遗逸：《本草纲目拾遗》

本草续书不多，两部重要的续书都以“拾遗”为名，大约是取《史记》“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的意思。唐代陈藏器作《本草拾遗》，专门针对《新修本草》拾遗解纷，清代赵学敏作《本草纲目拾遗》，“专为拾李氏之遗而作，凡《纲目》已登者，或治疗有未备，根实有未详，仍为补之”。

17、宿儒注经：《本经疏证》

经学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哲学，笼罩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本草学术也深受影响。明清医药家兴起一种回归原典的风气，涌现出一大批模仿经书注疏体例的经典注释本。邹澍《本经疏证》是注疏类本草的重要著作，在诠释字词、疏通章句方面皆有特色，又善于发明义例，融会贯通，但局限于时代，终不免牵强附会。

18、承前启后：《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一词见于《周礼》，与“动物”相对，指称范围古今基本相同，但古代文献中“草木”远较“植物”为常用，“植物”在现代汉语中的广泛使用，主要得益于1857年李善兰将英文botany译作“植物学”。而稍早于此，吴其濬著《植物名实图考》，则是开风气之先者。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之本草，而是名物研究类著作，按照现代图书分类，此书应该属于植物学科范畴，是传统植物学巅峰之作。

附录：漫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药物

【后记】

屠呦呦老师因为青蒿素的贡献，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借此东风，本草学术一下子成了热门。承刘淑丽老师的美意，我在《文史知识》上开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小专栏，介绍历代本草。于是按照时间先后，结合本草学术发展中有代表性的问题，初步选定12部本草，写作中又觉得区区12本书不足以概括本草全貌，乃扩充到18部，从汉代《神农本草经》一直到清代《植物名实图考》。原计划以民国成书的《增订伪药条辨》殿后，兼讨论药物的真伪优劣问题，觉得专业性太强，未必符合一般读者的口味，于是作罢。

说到“读者”，这一系列文章并不打算写给中医药学研习者——有更深刻的著作如《本草学》《历代中药文献精华》《中国本草要籍考》供他们参考——而是针对文科研究者和文科爱好者立言。古代药物学与博物学颇有交错，本草著作中也因此保存许多医药以外的信息，现代文理学科之间的暌隔，这些内容不太被文科学者留意。

举个栗子。杜甫诗“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后一句历代注家聚讼纷纭，乃至有改为“天棘梦青丝”者。按，天门冬一名颠棘，《尔雅·释草》“髦，颠蕀”，郭注云：“细叶有刺，蔓生，一名商蕀。《广雅》云女木也。”据《说文》云：“髦，髮也。”如果熟悉百合科天门冬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的植物学特征，就很容易理解《尔雅》以“髦”称颠棘，乃是形容天门冬纤弱的叶状枝婆娑的样子，杜甫诗中“蔓青丝”三字，实暗用《尔雅》与《说文》。至于“天棘”一名，确实不见于唐以前文献（此所以宋人为之聚讼），但究竟是杜甫为了和上句“江莲”对仗工整，生造出来的词汇，还是偶然误记，不得而知。《本草纲目》据此为天门冬增加别名“天棘”，李时珍的解释殊近情理：“或曰天棘，《尔雅》云‘髦，颠棘也’，因其细叶如髦，有细棘也。颠、天，音相近也。”

我很希望隐含在本草书中的文化细节能引起研究者注意，所以在《文史知识》连载的时候，栏目用“本草文化摭谈”作为标题。但毕竟枯燥的本草书与“文化”相去甚远，小文章结集的时候，征求刘老师的意见，改题为“本草史话”——学科史不外乎由人物、事件、著作构成，对本草学术而言，人物、事件多数保存于本草著作之中，因此拈《神农本草经》引起本草起源的话题，用《新修本草》代表官方介入，以《证类本草》讨论本草文献之层叠累加，择《滇南本草》来说明民间草药，如此以各类本草书串联成“史话”，其实也无可厚非。为了稍稍增加本书的趣味性，附录一篇“漫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药物”，这是郑诗亮兄的访谈脚本，整理后发表在《东方早报》2015年12月6日上，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写作中颇咨询郑金生教授的意见，唐宋史料问题曾请教于赓哲教授、范学辉教授，谨致谢忱。

王家葵

2017年5月23日

（感謝王先生提供信息！）